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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仇大雄:“归家”的曲折,不仅是从中年才开启艺术之路 ...

一千零一夜 2018-8-7 23:24 凤凰网 74 0

摘要:  原标题:对话|仇大雄:“归家”的曲折,不仅是从中年才开启艺术之路对于瑞士华裔收藏家与艺术家仇大雄来说,艺术的“归家之路”是曲折的,那意味着他辗转各地又回到家乡,也代表他经历了种种以后终于在40多岁时才开 ...

原标题:对话|仇大雄:“归家”的曲折,不仅是从中年才开启艺术之路

对于瑞士华裔收藏家与艺术家仇大雄来说,艺术的“归家之路”是曲折的,那意味着他辗转各地又回到家乡,也代表他经历了种种以后终于在40多岁时才开始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这些天,仇大雄个展“归家之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览开幕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对他进行了专访。 他说: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华人,当代艺术来自过去,它是时间的演变。我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灵感,我希望能够创作出结合了中国文化和西方影响的东西,而最终,人们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中国人做的,这是关键。这也是一种“曲折”。身为明四家之一仇英的后人和收藏名家仇焱之的儿子,仇大雄的艺术之路却充满曲折。他的父母并不支持他从事艺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他们认为我应该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艺术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这样,虽然在法国巴黎大茅舍艺术学院读了艺术,但仇大雄此后多年都在瑞士的企业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的瑞士妻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直到1992年,母亲去世后,仇大雄才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梦想。

仇大雄在展览开幕现场仇大雄的艺术创作融合了中国与西方艺术对他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使用的材料大致是中式的”,而“想要形成的纹理是西方的”。在他的作品里,宣纸并非用来作画,而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三维的装置中。比如在《战旗之影》中,他将宣纸做成人形,在上面烧出一个个洞,代表战争对人施加的暴行。而在《无题》中,他将宣纸覆在波浪般起伏的铁丝网上,涂以墨和清漆,外面再用轻盈的铁丝网保护,重构一种类似中国画立轴的形状。

《战旗之影》局部因为艺术道路曲折,仇大雄一直知道自己在创作时要什么。他说,自己是个独立的人,“不仅是独立于父母,也是独立于外在世界”。仇大雄的工作室在瑞士的汝拉山上,他不关心外面的艺术世界,只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相比分享和展示,他的作品是自我的表达。在他的作品《混沌•灰区•至上》中,他用三个圆形画幅强化了三种不同阶段,描述了他的创作与思考状态。“最终,我到达了‘至上’,也就是白底上的那一根墨线,但这种领悟的状态不能持续很久,所以我把它记录了下来。”采访结束后,仇大雄带“澎湃新闻”记者看了一遍尚未布置完成的展览,在《混沌•灰区•至上》的绘画面前,他说道。

《混沌•灰区•至上》带记者参观过展览后,往回走的路上,仇大雄遇到了似乎是某个博物馆员工的孩子,“我等一下就过来,”他用上海话对那个孩子说道。相比普通话,仇大雄的上海话听起来要流利得多,“这两天感觉又把上海话捡回来了。”仇大雄笑笑说。他三岁就随家人离开上海,被问到对上海还有什么记忆,他摇摇头,“当时太小了,怎么会记得,”他只知道,家里当时住在原法租界内,“后来回来看,已经找不到我家了。”即便这样,他对这里的一切似乎很熟悉,“一来就找到了家的感觉。”澎湃新闻:展览的名称是“归家之路”,其英文“Zigzagging My Way Home”直译为“曲折的回家之路”,如何理解“回家”的概念?为什么要使用“曲折”(zigzag)这个词?仇大雄:这个题目展现了我四处旅行后回家的整个历程。一方面,这是身体意义上的旅行,另一方面,它体现了我的一些经历:成立公司、成为艺术家,我做过许多不同的事,这也是一种“曲折”。我觉得“zigzag”(直译“之字形行进”)这个词非常形象,很容易理解。对我来说,我有两个家,一个是上海,一个是瑞士,展览呈现了我在这两个家之间的道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之间建立一个交集,将传统的表达融入当代艺术。在展览上,你能看到从上博运来的四件文物,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曲折文罐,你能够看到这些文物与我作品之间的某些关联,看到它们对我的启发。

展览现场,四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澎湃新闻:对于这四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展品,能否分享一下它们对您的意义?仇大雄:这几件展品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到17世纪。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之间,有些事情没有改变,直到今天,它们仍然让人着迷。新石器时代的陶罐上有粗犷的线条,即使放在今天仍不过时。如果你去看那块高凤翰的那块石头,你会发现它引人沉思,那也是我喜爱它的原因,它不只是一块石头,你看着它,你会想到很多。选择东汉绿釉陶狗,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狗,它们代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最后,是仇英的《眠琴赏月图扇》,选择这幅作品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家族溯源。这些作品体现了我的灵感的来源,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代艺术来自过去,它是时间的演变。我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灵感,我希望能够创作出结合了中国文化和西方影响的东西,而最终,人们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中国人做的,这是关键。这也是一种“曲折”。

展览现场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是仇英的后代,您的家族对您有怎样的影响?仇大雄:我很难去讨论仇英,因为他对我而言实在太遥远了。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我的父亲在事物的审美(aesthetics of objects)上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收藏家,他对于美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而我的母亲则在道德美学(moral aesthetics)上影响了我,她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处世。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我家里,我是唯一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命运。虽然仇英离我非常遥远,他的作品和我有很大不同,但是在这之间仍然有一种家族的延续,或者说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传承。澎湃新闻:您的父亲仇焱之是著名的收藏家,在收藏上,他对您有什么影响?对于艺术收藏,您是怎么看的?仇大雄:其实,我本人并不做艺术收藏,我没有时间做收藏。我觉得艺术收藏非常难,通常情况下,收藏由一两个人进行,而当他们离开后,这些藏品的命运就很难说了。当然,我从我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对此我非常感激。澎湃新闻:17岁时,您前往法国学习艺术,大学毕业后从事绘画与电影创作,但之后您搬去了日内瓦,在企业里上班?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仇大雄:原因很简单:我在瑞士遇见了我的妻子。我必须在那里找到谋生的方法,我也进过电影业,但最终我进了企业上班,后来我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不过,即使是在企业,我也一直从事与创造力有关的工作,但是这个和艺术还是不一样。在企业的时候,你有具体的目标,而艺术的目标是朦胧的,卖出自己的画、做一个成功人士不是我的艺术目标。艺术更难,因为你是和自己工作,你和自己斗争,不过,我在企业的经历也带来了两大积极的影响,一个是纪律,一个是管理,包括自我管理。这对于我从事艺术工作非常重要:当你为自己工作时,你也需要自律,那意味着坚持、不断向前。

作品《看不见的散文》澎湃新闻:那您又是如何从一个企业上班族成为艺术家的?仇大雄:需要指出的是,我从大约18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当时,我在文学和艺术两大志愿中进行选择,最后我读了艺术,但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对此是反对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你必须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这一方面而言,艺术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我来说,成为艺术家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兴起的念头,而是时间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艺术家。因为我不喜欢同时做两件事,何况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我决定告别我的企业生活,主要原因是我母亲的去世。因为,当她在世时,她从来不认为做艺术家是个理想的工作,她对我在企业上班非常满意。澎湃新闻:您在瑞士生活多年,也在那里参加过不少展览,在您看来,瑞士的文化和环境对您个人及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仇大雄:我的妻子是瑞士人,所以我会在那里定居。瑞士的环境很有意思,尤其是在日内瓦和洛桑的交界处,我工作室所在的地方,那里非常国际化,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不同语言在那里相遇碰撞,你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之间切换,这很有趣。其次,瑞士是个很小的国家,很安静,我可以在那里拓展我的艺术思维,可以说那是一个很适合“藏身”的地方,在瑞士,隐私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人们不会打扰你,你可以自在的工作。我在汝拉山上的一个小镇工作,那里有一种独特的氛围,天气随着四季变换,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另一方面,身在瑞士,我得以从一定的距离以外和我祖国的文化发生联系。就像绘画,如果你离得太近的话,你是看不清的,你只有站在一定的距离外,你能看得更多,包括构图等等。你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宏观的观察(macro picture),这正是距离所提供的。当我回到中国,我欣赏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时,我又获得了微观的视角(micro view)。所以距离非常重要。

作品《旗帜之影》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家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讲了瑞士对您的影响,这种中西两方的影响也体现在您的作品中,您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的这种融合的特点?仇大雄:这个很难去概括。总的来说,我是用我所拥有的全部的技巧和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不愿意对东方和西方去进行划分。不过,在我看来,我所使用的材料大致是中式的,比如墨水和宣纸,而我想要形成的纹理是西方的,比如包豪斯风格。我用材料去表达我想要的纹理。我也会使用油画颜料,我会把墨水和油画颜料放在同一张作品里,要知道水和油是不相容的,但我试着把它们结合起来。澎湃新闻:在您的展览中,作品《日记》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它由图像和文字组成,如何理解这种形式在您作品中的表达作用?仇大雄:图像和文字的结合很有趣,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文学和艺术是我上大学前的两大志愿。《日记》最初并不是什么作品。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我开始随手涂鸦,将我想到的东西以某种形式画下来。当你画完以后,旁边总是会有些空白,于是我就用文字把它们填满,这是下意识的。我最初并没有将《日记》公开的打算,那只是我的“自言自语”,我每天都这么做,我早上读报,然后寻找灵感,再将它们画下来,这像是一种练习一样,我用大脑记录发生在外部的事情,接下来,我会继续我自己的创作,那是对我自己内在的探索。每当我完成一张,我就把它放到箱子里,再也不去看它,因为那会对我造成干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越积越多。当我对自己所做的东西厌倦以后,我就会尝试新的形式,做新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所有作品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外在和内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记》系列影响了我其他的创作,所以我最终决定将它们展示出来。人们可能会觉得《日记》在我的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过程。事实上,展览上的某些作品就是《日记》的三维化呈现。《日记》不是用来阅读的,它更像是我这二十年来的思想和艺术的一个缩影。

后:《日记》系列,前:《无题》和《鱼》澎湃新闻:《日记》里运用的都是黑白,黑白也是您后来作品里的一大特色,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黑白作为绘画的主要颜色的?仇大雄:那大概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将工作室搬到了山上,在那个海拔几千米的地方,天气寒冷,灰色是最常见的色调。我喜欢黑白,是因为灰色可以有成千上万种,没有两种灰色是一样的,冷灰、暖灰、深灰、浅灰,灰色与灰色之间有微妙的差异,既然灰有那么多可能性,我为什么需要彩色呢?事实上,我喜欢这种“有限”的感觉,我不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我喜欢坚持一件事,然后不断深入。黑色也是一样,不同的黑有不同的纹理,我和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不同,他说他的生活是黑色的。对我来说,黑色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澎湃新闻:相比彩色,对于观众而言,黑白似乎会缺少很多视觉冲击感?仇大雄:我觉得不是这样。黑是你可以去凝视然后思考的东西,对我来说,视觉冲击并不重要。

《无题》澎湃新闻:是否可以说您的作品更多地是自我表达,而不是试图去展示或者分享某些东西?仇大雄:是这样。我的作品都是非常个人的,我无法做些哗众取宠或是商业的东西。我等待了这么久才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愿意这么做。我只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我无法像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那样,把画布一切二,在上面加上颜色,就变成作品卖出去。澎湃新闻:但对于一个展览而言,艺术家必须要向观众去展示,对此您怎么理解?仇大雄: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看我的作品时,既理解,又不理解,他们不知道其中有更深的根源,而这个展览具有中国的视角。在这个展览中,相比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如何影响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即使身在远方,你仍然能够传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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