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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最接近死亡的摄影师——一位战地女记者的回忆录

admin 2018-8-8 04:09 84 0

摘要: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2011年,在利比亚被卡扎菲的士兵绑架后,林希·阿德里奥被囚禁了七天,受到殴打甚至遭到士兵多次猥亵。在最终得到释放后接受CNN访问时,阿德里奥说,“我采访过全世界受苦的 ...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2011年,在利比亚被卡扎菲的士兵绑架后,林希·阿德里奥被囚禁了七天,受到殴打甚至遭到士兵多次猥亵。在最终得到释放后接受CNN访问时,阿德里奥说,“我采访过全世界受苦的人,但他们从未将自己看作受害者而是将自己看作幸存者,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我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利比亚人,但我们还活着,我感到幸运。”

林希·阿德里奥(Lynsey Addario)1973年出生于美国。2000年,她开始在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做摄影报道,并由此开启了她战地报道摄影师的职业生涯。之后,她穿梭于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刚果、海地、苏丹达尔富尔、索马里等国家和地区采访拍摄。先后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国家地理》等媒体工作。两次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类新闻)、国际摄影中心(ICP)新锐摄影师奖、Getty图片大奖,以及连续入选美国年度最佳新闻摄影作品等众多嘉奖也都不足以去诠释阿德里奥作为一位女性摄影师在新闻报道中所作出的自我牺牲。

像阿德里奥这样的战地摄影记者,是最接近死亡的摄影师。在她最新编译为中文的回忆录《这世界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一书的目录中,立刻就能锁定住几个刺眼的关键词:战争、子弹、恐惧、女人、牺牲品、危险、死亡。在这本回忆录中,阿德里奥为我们讲述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战地冒险,在此我们摘录了其中一个章节——女人一出生就成为牺牲品,描述了阿德里奥在伊拉克政权交接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她一直向往的非洲大地。阿德里奥冒险前往苏丹达尔富尔进行采访拍摄,记录了百姓的生存现状,并采访拍摄了曾遭受强奸的女人。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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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一出生就成为牺牲品

作者:林希·阿德里奥

在为《生活周刊》拍摄之前,也就是我30岁时,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美国的反恐战争。

2004年夏天,拍摄了伊拉克的政权交接之后,我知道是时候去报道些别的东西了,我必须超越追踪突发新闻的模式。虽然我已经学会了迅速而高效地工作,但伊拉克充满暴力,管制严格,很难进行实验,也很难继续成长。我想了解自己还能做什么,所以得去别的地区。是时候从我的青春时代和具有毁灭性的恋情中走出来,向前进了。许多年来我第一次单身,也完全做好了单身的准备。

我的注意力转向了非洲。许多年来,我一直想象着能沉浸于非洲的人、事、光线、色彩、温度、气味、尘埃、灰烬,当然还有我的照片中。但“9·11”事件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使我难以脱身,非洲一直是个遥远的梦想,直到《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索米尼·森古普塔(Somini Sengupta)写邮件给我出了个主意: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达尔富尔的冲突始于2003年,由黑人居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开始进攻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苏丹政府,起因是针对西部部落的歧视和不公。苏丹政府毫不留情地反击:用过时的苏联安东诺夫轰炸机对居民狂轰滥炸,阿拉伯民兵组织“金戈威德”的骑兵杀害黑人部落村民,掠夺他们的财物。这场冲突一部分原因是因种族问题而起,但也和水资源的争夺、土地的使用权冲突相关。

富尔(Fur)、马撒利特(Masalit)和扎格哈瓦(Zaghawa)等部落的民兵组成了两支反政府武装:一个是苏丹人民解放军(简称 SLA),还有一个是正义与公平运动及改革与发展运动(简称 JEM)——反抗政府的袭击。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到 2004年,反政府武装在与苏丹政府的对抗中更加坚定,他们帮助难民逃亡到邻国乍得,与媒体进行策略性合作。记者们偷偷潜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帮助他们记录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家园。

这是个把关注视角转向人道主义灾难题材的绝佳机会。当时我与《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两家媒体已经有了稳定的合作,他们提供了我在伊拉克报道时的全部费用,所以我省下了一些钱。这也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不必担心能不能接到新的拍摄任务,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所以我能冒险去非洲采访。

那时,我并不知道苏丹对我有多么重要。连续六年我每年都去,与这个国家及其国民建立起深刻的联系。我在苏丹的工作将改变我的事业和生活。

索米尼和我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Djamena)会面,从那里飞往乍得与苏丹边境的阿贝歇镇。两个相当英俊的法国飞行员驾驶着我们乘坐的法国军用飞机,他们请我们坐在飞行员舱,透过玻璃俯瞰沙漠,此前我从未见过无边无际的沙漠。飞行员左右摇摆着机身向我们炫耀技术,我在飞行的后半段吐得七荤八素。看来我这个单身、老练的摄影师不会留给他们什么好印象了。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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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住在联合国宾馆,第二天坐汽车去偏远的村庄巴哈伊,达尔富尔的难民们则是坐着牛车越过边境逃到这里。2004年年底时,难民营还没有什么基础设施。成千上万蜂拥而来的难民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和国际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没有食物,没地方住,水也是从非政府组织临时在沙漠里建的储水箱中汲取。

去巴哈伊的路上,我明白对于难民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考验,路上除了沙漠没有任何东西。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坐着营养不良的难民,眼中充满恐惧。刚刚到达的骨瘦如柴的村民,坐在光秃秃的小树下,把破旧的衣服挂在树上遮阳。他们又渴又饿,没有力气走动或乞讨。我立即想起一些照片:詹姆斯·纳赫特韦镜头下的索马里饥荒、汤姆·斯托达特拍摄的南苏丹、唐·麦卡林拍摄的比夫拉饥荒,还有萨尔加多的作品。虽然达尔富尔并未发生饥荒,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人们由于缺乏食物和长途跋涉而耗尽体力,无法挪动步子。

我在难民营里四处走动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这个吃饱喝足的白人正涉足于他们的悲苦,人们明白我是记者,但我仍试图在不践踏他们尊严的条件下拍摄。尽管把他们的疾苦与伊拉克的情况相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伊拉克和达尔富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我的角色却是一样的:轻轻地走动,态度尊重、低调,尽量深入到故事中去,不让拍摄对象感到不适或有被冒犯的感觉。我小心地接近他们,微笑着,用传统的方式和他们打招呼。除了方言,苏丹人说阿拉伯语,这对我来说很熟悉。我会用阿拉伯语说:“你好吗?我是记者。可以拍照吗?没问题吗?”

他们会微笑,点头,从不拒绝。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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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危机发展得很快,国际舆论很快便用上了“种族屠杀”这个词。那时只有极少的记者拍摄过难民,我也已看到我们在伊拉克拍摄的照片迫使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承认军事入侵伊拉克是失败的。我希望苏丹这些令人心碎的照片,特别是上了《纽约时报》头版上的那些照片,能让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加快他们应对危机的速度。苏丹政府否认他们在达尔富尔的暴行,但新闻摄影师可以记录真实状况。

苏丹官方拒绝给记者签发去达尔富尔的签证,所以唯一的方法是通过乍得非法入境。SLA几乎没有经济支援,后勤储备少得可怜。SLA的领导人非常明智,知道媒体能帮助他们,所以尽力帮记者进入达尔富尔。

和大多数反政府武装分子一样,SLA使用破旧的AK-47自动步枪,常常12个士兵同坐一辆破卡车。我在达尔富尔时,SLA把 4个外国记者分成一组,包括我、索米尼、自由摄影师杰哈德·昂(Jehad Nga)和《华盛顿邮报》的贾希·齐克文迪乌(Jahi Chikwendiu),他们毫不在乎记者是在为各自的独家报道竞争。这组人就是大杂烩。贾希是个风趣、有才华、有魅力的黑人摄影师,他的足迹遍及非洲,对所有的反政府武装分子都称为“我的同胞”。杰哈德的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却和我相当,几乎不怎么说话。

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去乍得边境,步行几公里穿越乍得和苏丹边境的无人区,然后和达尔富尔的反政府武装会面。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得随身携带,所以在徒步穿越开始之前,我们精减行李,把不用的镜头、电池、衣服、鞋子,还有几瓶水都留下了——这相当不明智。我们从荒漠草原出发,开始五天的旅程。酷热无情,在沙漠的烈日之下,我的行李还是太沉重。出发后不久我们遇上了一群赶着骆驼的牧民,他们慷慨地提出把我们的水、帐篷和其他东西绑在骆驼上,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的队伍走在无边的沙漠中,三个小时内,没有一个牧民喝过一滴水,我却已经喝完了两瓶水中的一瓶。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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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草原在雨季会形成一些小河,浑浊的泥水就像沙漠的动脉一样流动。小河里的水似乎挺诱人,可那些水呈现棕黄色,而且有点浑浊,喝下去想必会立刻引起腹泻。我们来到第一条小河的边缘,浑浊的泥水深及胸口。我们的临时向导用传递方式,站在水里把行李递到对岸。我脱掉鞋踩进深深的淤泥,把我的护照和相机高高举过头顶。

对岸便是反政府武装的领地,我们看到了SLA的士兵,那是一群快乐而健壮的年轻人,多数包着色彩鲜艳的头巾,穿着旧的美国篮球裤和汗衫。来接我们的汽车简陋到只剩下轮子和车骨架,承受着17个士兵的体重。他们的衣服、睡袋、锅碗瓢盆、大水罐、汽油、AK-47步枪在车厢顶上堆成一座一米五高的小山,用绳子横七竖八地绑在车上。他们让我们上车,我不知道能在车上坚持多久,我们必须抓着破绳子,穿过贫瘠的沙漠。

我用在伊拉克时学的磕磕巴巴的阿拉伯语和士兵们交谈,索米尼试着说法语,但多数时候我们还是靠肢体语言交流。晚上,我们和士兵们睡在一处,我希望能在一棵茂盛的树下(在这个地方很少见)看见难民。索米尼人很好,拉我一起睡在她的帐篷里。沙漠里可怕的昆虫在夜间咬了我几口,早晨起来时我的手臂上全是包和水泡。贾希带了单人帐篷,睡在我们旁边。可怜的杰哈德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椅上睡觉,整晚都被蚊子包围着。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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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依然缺水,附近没有井。我们以为达尔富尔一定会有卖瓶装水的地方——这想法太蠢了。沿途经过的村庄没有商店,空气又热又干,像吹风机对着我们的脸和喉咙在吹。索米尼、杰哈德、贾希和我分享在乍得买的食物,有意面、金枪鱼罐头、蛋白条、饼干、菠萝味和橘子味的饮料。这些吃的根本不够,因为我们永远又饿又渴。我相信在弄清楚达尔富尔的冲突究竟是种族屠杀还是内战之前,我们一定会因脱水死在沙漠里。

每开几公里卡车就会陷进沙里,轮子越转车就陷得越深。当一两个士兵拿着螺丝刀或20世纪60年代的工具摆弄引擎时,我们就坐在旁边等上几个小时。士兵们用一个碗分享阿塞达(一种看上去和燕麦粥很像的谷类食物),另一些人会去打羚羊(这可是高档食物),还有一些人在睡觉。汽车永远能奇迹般地重新发动,不过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开了 30多公里,进入达尔富尔西北部。

每到一处水源,士兵们就会停下,在瓶子里装满混着泥的浑浊的水,这样的水会让我们感染上致命的疾病。我们只带了几瓶水,必须严格限制饮用量。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假如乏力头晕等脱水征兆出现时该怎么应付。我对找水上了瘾,此前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没有自来水、井水或干净溪流的地方。但这里荒凉极了,几乎没有任何水源。太阳炙烤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水还来不及流下来就已蒸发到空气中。士兵们喝着水沟里的泥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对水的迫切需求,只忙着收集我们的空水瓶。在达尔富尔,塑料就像黄金,而钱一文不值!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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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们到了什格卡罗(Shigekaro)一个反政府武装的营地。这是个空荡荡的小村子,沙漠里有几间茅草屋和一家小店,店里只卖混合饮品、盐、糖、意面。村庄的边缘有一条完全干涸了的河道,两岸的树木为这天然的公厕提供了基本的庇护。没有水!

SLA在什格卡罗有个小型训练营,我们在他们旁边露营,在黎明和黄昏时拍摄训练中的士兵。我像吸血鬼似的在村庄周围走来走去,寻找水源,我甚至会扑向一个孩子——假如她有水的话。这时,我看到了在达尔富尔见到的最幸福的几个字:救救孩子。

一口水井!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我倾下身去看井里面是否有水,铁锈色的水看上去比积满淤泥的水干净多了。“救救孩子”行动是我家乡康涅狄格州西港市的一个非政府援助组织发起的,它把我们从脱水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我们几人一下午都在想办法净化水质,贾希和杰哈德找到两个村民,一个有水桶,另一个有锅——那口锅其实是全村唯一的锅!我们每天花 5小时,在村民的帮助下运水、烧水,再把水倒进塑料瓶里。不知为何我们的塑料瓶总是神秘失踪,然后重新出现在我们卡车里那一堆士兵的物品中。

绝大多数反政府武装人员甚至没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但他们能听BBC的广播,能辨认出与达尔富尔冲突相关的每个国际人物的名字,从联合国和美国的官员,到苏丹政府里的某个人。他们迫切地想让我们看战争的恶果,包括许多外国记者没有见过的凄凉场景:遭到掠夺、被遗弃和烧毁的村庄,一个炭黑色的水壶笔直地立在焦黑的废墟之中。我能想象村民被金戈威德士兵赶出家园时的惊恐,许多女人在逃跑的路上遭到强奸。地上到处是尸体,有的刚死不久,贴在骨头上的皮肤处于腐烂的不同阶段,像皮革似的。一些尸体穿着衣服,一些没有,但多数鞋都被偷走了,好的鞋子在战争地区十分抢手。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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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不时会在路上遇到逃往乍得的难民,这段路程十分艰辛,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到了最热的时候,多数人都躲到树下,树木只能提供一点点掩护罢了。

有一天,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村子里,我下车拍摄,一个大约 3岁的小女孩看了我一眼便惊恐地尖叫起来,飞快地跑向远处。我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了?”我问翻译穆罕默德。

小女孩的女性亲戚在大笑,这更让我吃惊了。

我问:“她害怕相机吗?”

“不是的。”穆罕默德解释说,“你的肤色对一个白人来说太深了,她以为你是金戈威德士兵。”

我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橄榄色的皮肤从来没有带来不便。我看着小女孩越跑越远,很想知道她看见过金戈威德士兵怎样的暴行。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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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五年,我每年都会在达尔富尔住一个月,为《纽约时报》及其特刊拍摄,后来Getty图片社给了我一份奖金。随着苏丹局势的恶化,苏丹政府签发记者的签证愈加严格,但签证并不是去达尔富尔报道的障碍。虽然官僚的许可、毫无用处的文件、盖章和复印件几乎没完没了,但我在申请签证时一向有耐心和恒心,因此在2004年至2009年,我是极少数几个可以不间断地去那里拍摄的摄影师。

在达尔富尔,我走入冲突的中心,明白了参与各方如何运作,如何在体制内使用手段完成工作。许多年来,我拍摄了难民的困境、着火的村庄、被毁的家园、被强奸的女人……当我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及其特刊上,配上我同事精彩的文章,普通读者、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都为之震动。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我看见连续报道与国际舆论之间的因果影响。

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受的是外国入侵,达尔富尔则不同,那是国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屠杀他们的同胞。这场战争一开始可能是种族屠杀,但最终演变为内战。所有人都要为杀戮、强奸和掠夺负责,所有人都有罪。

这些年来,我强迫自己在报道同一性质的事件时发挥创造力。我开始在拍摄难民营时有意失焦,有时以抽象的方式拍摄,试图打动与《纽约时报》读者不同的人,即那些专注于视觉表达和艺术美感的人。尽管冲突场景非常丑陋,但其中的主角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尽管不断承受着灾难,他们仍咧开嘴微笑。苏丹人民友善、可爱、坚韧,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表现这些。尝试从冲突中捕捉美好,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我发现我在达尔富尔拍摄的抽象照片引发了读者不同寻常的反应。居然有人要花几千美元向我买照片,他们想要沙尘暴中前行的武装分子的照片,想要难民在沙漠中跋涉的照片。

Darfur and South Sudan ©Lynsey Add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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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处绝境的人们的照片赚钱,让我感到矛盾,但我想这么多年来,我都挣扎着以摄影养活自己,挣来的所有的钱也都用于摄影。表现战争中的美是一种技巧——让读者因这恐怖而不能挪开视线、不能翻页的技巧。我想让他们停下,考问内心。

在报道达尔富尔的这几年中,从2006年开始,我经常抽空去报道另一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内战。成百上千的难民被逐出村庄,挤在南北基伏省的难民营里。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导致上百万人丧生和无数女人遭受性侵犯,士兵强奸女人以达到标记领地、毁坏家庭(强奸受害者会被逐出家门)、恫吓平民的目的,他们强迫家人目睹强奸,甚至残害女人的身体。这些事让人难以忍受。作为摄影记者,除了把刚果女人的痛苦记录下来,我并不能做什么,只希望公众对于这些事的了解能拯救她们。于是第二年我又去了。

2008年,哥伦比亚芝加哥学院的“艾伦·斯通·贝利克媒体与艺术—女性与性别研究所”给我颁奖,鼓励我记录性暴力和在战争中作为武器的强奸行为。在名为“刚果 /女性”的巡回展览中包括詹姆斯·纳赫特韦、朗·哈菲弗(Ron Haviv)、马库斯·布勒斯戴尔(Marcus Bleasdale)以及我在刚果拍摄的照片。这一系列报道影像在美国和欧洲的 50多个地方展出,以筹集资金帮助刚果受害妇女接受身体修复手术。这也是我得到的第一份奖金——Getty图片社的奖金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这也是我第一次得以在某个地方完成一个拍摄项目,而不用再担心经费、截稿日期和发稿平台。

我花了两个星期走遍了南北基伏两省,采访并拍摄曾遭受强奸的女人,让我惊讶的是许多女人同意和我谈论她们的经历。一些女人告诉我她们染上艾滋病病毒的经过;一些人说她们的丈夫得知她们被强奸后就抛弃了她们;一些人说她们被士兵抓住,作为性奴被囚禁长达几年,甚至被迫为强奸犯生养孩子。更加让我震惊的是无论孩子是怎么来的,这些女人仍无私地去爱护他们。

这么多的女人,一出生就成为牺牲品。她们来世上时一无所有,死去时也将一无所有,她们靠土地、对家庭和对孩子的奉献活着。我访问了许许多多的非洲女人,她们所承受的苦难和创伤比大多数西方人在书上看到的都要沉重,但她们仍然活着。我常常在访谈时放声痛哭,无法化解我所看到的针对女性的暴力与仇恨。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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